自五四运动以来，胡适的表现都是谦谦君子。被人当众挖苦唾骂，他也能笑脸以对，而此时终于失态骂了脏话。

周赫煊终止了与陈光甫的对华，回头问胡适：“适之兄，你还主和吗？”

胡适死盯着那些大屠杀照片，摇头道：“抗战犹有一线生机，求和必然万劫不复。四万万国民，若是举手投降，则悉数沦为待宰之羔羊。”

“很好，你终于想通了。”周赫煊欣慰道。

后世骂胡适的人很多，原因即为主和。然而主和者并非胡适一人，学术大牛陈寅恪和吴宓先生，他们在抗战初期也是主和的。

在学术界，这份主和名单可以排很长。比如北大校长蒋梦麟、北大法学院教授周炳琳，还有蒋廷黻、陈之迈等等等等，那是数也数不清。

而国党的高官群体当中，汪兆铭、孔祥熙、张群、居正、于右任、陈立夫、阎锡山、徐永昌、王宠惠、陈布雷、魏道明，这些人要么主和，要么倾向于妥协。

你敢相信？大名鼎鼎的陈寅恪先生，曾亲口说过这种话：“抵抗必亡国，屈服乃上策”。

这两句出自吴宓先生的日记，是七七事变爆发后的第七天，两人饭后散步闲聊时说的。陈寅恪认为，拱手让出华北而求和，还能保住华南以偏安，将来或许可以渐渐恢复国土。若战则全局覆没，中国永亡矣。

以至于常凯申在南京沦陷后，在日记当中感慨道:“文人老朽以军事失利皆倡和议，高级将领皆多落魄望和，投机取巧者更甚……近日各方人士与重要同志，皆以为军事失败非速求和不可，几乎众口一词。”

在军令部长徐永昌看来，公开主和者其实有限，更多的是隐性求和者。因为公开主和会被骂汉奸，所以官职越大、全力越盛的人，往往口是心非，高呼抗战而倾向妥协。

甚至在徐永昌的眼中，拥有军事实力的地方首脑，在刘湘病逝以后，只有共党和桂系才是真正的主战派，其余皆心怀叵测。

所以在抗战之初，常凯申是非常孤立的，靠着乾纲独断才把中国拉上了抗日的战车。

正因如此，汪兆铭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，从1938年冬开始走上公开求和的道路。他觉得自己能一呼百应，然而真正的实权人物却不跟着他混，身边追随的尽是些政治失意者。

当时的舆论风向是：战败可谅，言和有罪。

对于汪兆铭的“艳电”，虽然有无数人破口大骂，但却不乏同情和共鸣者。因为他们也是这样想的，只是汪兆铭当了汉奸，而他们不敢当汉奸而已。

即便到了1939年夏天，这种军政官僚整体趋向于妥协的情况都未改变，国党中央党务秘书王子壮在日记中写道：“……凭心论之，目前能以支持大局，坚决不挠者，亦似只有彼（老蒋）一人。自余之文武大员，心盼速和而不敢出诸口者，比比皆是，终以蒋先生之威望，不能不绝对服从，忍耐痛苦，坚持到底。汪先生之离变，正为一般有知识者之代表。”

我们以前揭了常凯申许多黑底子，但实话实说，老蒋对抗战的贡献非常巨大，即便他各种微操作坑害队友。他身边的那些军政大员，十有八九都想着赶快议和，老蒋通过独裁手段生生压了下来。

这也是即便到了抗战后期，还有很多热血青年支持常凯申的原因，他们认为唯有英明领袖独裁才能抵抗到底。

可想而知，现在丢了广州，武汉马上也要弃守，中国疆土沦陷近半，那些军政大员的士气该有多低落。有人甚至认为，中国能够坚持一年而不速亡，那是因为日本还没有来真格的。

陈寅恪就更悲观了，直接在诗里来一句“南渡自应思往事，北归断恐待来生”。他把中国比作南宋和南明，认为抗战胜利是不可能的，收复华北只能等到下辈子了。